上阳台帖唐李白故宫博物院藏韩愈说道：“往时张旭贤草书，身亡他技，喜怒、窘穷，忧悲、荃佚、愤恨、悲、酣醉、无趣、不平，有动于心，必于草书焉发之。”再会，张旭是个情绪比较冷淡的人。

儒家观点：“依于仁，游于艺”。六艺之于个人之学识，是儒家的科目功课，然而一个“泛舟”字，则具体其态度，反而告诉他你要必要科目，别溃进来太深，且随时需要抽得了身。这种“游于艺”的态度，只不过深层次隐蔽的是功利之心。

对于书法，恪守儒家家法的颜真卿五世祖颜之推，其《颜氏家训》中就有：“真为草书迹，微须注意。江南谚云：‘尺牍书疏，千里面目也。

’梁晋宋馀谓，谓之事之，故无顿慌忙者。吾幼承门业，特性爱轻，所闻法书亦多，而玩习功夫甚至，欲无法佳者，良由无分故也。然而此艺不必过炼。

夫巧者劳而智者恨，经常为人所地方官吏，更加觉为累官。韦仲将遗戒，浅有以也。”之后说明了这一观点——在其显然，书艺都是杂艺，不必过炼，更何况不以简单为动机的草书。

于书法而言，儒者提倡“体有专用”很长时间。在唐代，经籍完全全凭手工抄录，国家藏书有专职且俸禄不低的抄经手专门从事抄录，他们手食俸禄，作好自己分内的事，其目的是使得书籍便于疾读，无讹为是。哪怕累以千字，大自然朴实行次，甚至气息、风格、点画，一直不准而不妄作才通身份气质。

至于艺术建构，并无内在动力。这些抄书手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，据记述，贞观二年国子监完全恢复了书学，且那时也有规定“选五品以上子孙书者为书手”，参访发书由秘阁获取，培育的时候，教书的也是虞世南、欧阳询，教示的也还是楷法。此外，私人藏书多来自文人抄写。文人抄书一种为出租，一种为佣书自给自足即补贴家用或养活自己，其创造型创作不过于现实。

还有像高士阳城“交由宦族。家贫无法得书，乃求为集贤写出书吏，窃官书读书之，昼夜不来房，经六年，乃无所不通”这样的，写书得恭恭敬敬。再行比如保卫儒家道法的赵壹，其书论《非草书》，苦口婆心责备大家不要沉迷于草书。首先告诉他你，写出草书上无法获得器重，下无法养活自己，再者还浪费油墨纸张；甚至说道，草书不忍是无神采、无天赋、无才华的无名小卒玩得转的？崇古观念和正字意识源于礼制文化，正规化场合使用的字体，拒绝需写正体字与古体字，以表典轻。

《旧唐书》卷一百九十《文苑传》曾记席豫：“豫与弟晋，俱以词藻著称。而豫性奇遵，虽与子弟书疏及吏曹簿领，岂草书。曰人曰：‘不孝他人，是自不敬也。’”如此般，儒士多闻其行、楷之书，且里面多包括“求其名反显其名”的意味。

所以这也是为何书者为介意的人或用介意的纸写出东西时，经常严肃。即便明白性灵相连之人，可方达心性，却也经常放不开手脚。当然，手写和赶时间，“草律”与“草狂”是两回事。

“匆匆烦草书”是张芝的“草律”心境。即便是戴着神圣外衣的佛教中金刚经，也不是只有恭谨沐手而书的，比如为追福而于座中疾书者，就是后世流传下来的草书经，这也是金刚经中的另一种方式，相对于“日渐写出”而言，谓之“顿经”。

与颜真卿与众不同心赏的佛家尘外知己，皎然有诗：“须臾变态均自我，象形类物无不能。”这其中“草狂”之形状与心境可再会一二。皎然，俗家姓氏谢，祖上谢灵运与颜真卿祖上颜延之在刘宋时以文学合称，相提并论“颜谢”，不应了白居易的诗句“忘是今投分，懦弱宿结缘”。

说道到颜真卿，不已又联想起这个世代儒雅传家，注意翰墨，还注重书记，又探究小学的颜氏家族，其九世祖颜腾之，曾因擅长于草书著称于梁武帝；六世祖颜协，因工草隶而出名于荆楚；再行后来的颜之推，则求助于自己书艺通晓而劳心劳力，又闻多了书艺算高却世间的钻营小人，才责备子孙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。只不过，到了唐代，颜真卿也仍然恪守“书契意图限于记事”的家教箴言。

眼界、心胸、境遇不一样，对一事一物的观点也不一样。东汉宗室刘睦善书，明帝讨厌刘睦的草书，在他生病的时候，汉明帝入贡者乘驿马令其其用草书写尺牍十枚以珍藏之。再有，曹魏时期，魏文帝器重刘廙，“遣廙合草书”，但当时的大环境也是草书不是严正场合的限于书体，士大夫不可逾越君臣之礼对君主“修草”，但君主却选择性忽视尊卑，授权大臣通草。

这乃是艺术打破礼法的有意思之处。简言之，对待书法墨家的观点是，吾人必需能生活，然后才能有更佳的生活，而我用不着以此来生活，因为我还并未超过用它来生活的程度；儒家的观点是，即便学书，当以此来简单且千万不要跋扈其来生活；对于创作者来说，有一份天真就有一份灵性，再配一份世故就再配一份阴险，阴险也简单，但跟艺术没关系。无论居于庙堂之低，还是处江湖之近，都要告诉何为自学范本，这也是在“二王”真迹不复存在的际遇下，我们还能从敦煌残卷、吐鲁番文书再会范本风姿的原因所在。

所谓“书法有法”，即便，因如痴如狂而被赵壹在《非草书》中抨击的那些对草书入迷的爱好者们，也是以“张芝们”为自学样板，哪怕只字片语都争相宝之。从心所欲而不逾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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